“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要求爬坡过坎的攻坚期；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带来的严重挑战期，更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关键期。无论从底线思维还是战略思维角度衡量，优化营商环境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重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优化营商环境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这一要求，我们的营商环境还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市场与社会关系，在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上有突破有创新，解放、创造和保护先进的生产力，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以高水平的开放推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要求。这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制度优势，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

优化营商环境是政府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持续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对直接投资、招商引资有极大的热情，GDP的高增长几乎是“一俊遮百丑”，这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粗放增长的场景，但也遗留了许多问题，比如一些优惠政策突破底线，圈地囤地不开发，野蛮开采矿产，破坏生态环境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趋势，党中央强调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不仅仅是市场的事情，也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优化营商环境当然对招商引资和GDP增长有帮助，但优化营商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招商引资，也不仅仅是为了GDP增长，而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主体是政府，政府自身也需要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放权、减权、减利，这是一场刀刃向内的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让群众便利的政府自我革命。另一方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是政府的职责，应从事前审批型政府、经济发展的竞争者，转向服务型政府。这也是对政府增强服务意识、提升服务效率、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的“大考”。

优化营商环境是保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各方面都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活跃，社会骚乱此起彼伏。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为维护其世界霸权和领导地位，采取多种措施遏制中国发展，不断对中国进行政治误导、战略遏制和全面施压，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面对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化倒退等国际经贸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国家发展，做好较长时间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必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并提高竞争力。现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利的情况，有些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了、脱钩了，有的外企、民企走了，低端的产业、企业死掉了，高端产业、企业却进不来。应对这些问题和困难，一方面要“卧薪尝胆”式的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自主可控，真正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对现有外资企业的粘性，使之不愿意离开中国。这两个方面，都取决于是否能创造世界最优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好了，就可以对冲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

未来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营商环境的大比拼，国际竞争也是营商环境的竞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要通过优良的营商环境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