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这一重要论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具有极其深刻的用意、极为丰富的内涵。今年,军区决定在民兵队伍中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广大民兵进一步树牢“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思想,深扎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子,充分发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种子”作用,进一步凝聚起建设美丽新宁夏、忠实履行新使命的磅礴伟力。
一、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理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民族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认识的一次新飞跃。习主席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5年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以及在云南、山西、宁夏等地考察时,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重要指示;2021年全国两会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专门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大局提出要求。
(一)基本概念。习主席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和重要指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认识的一次新飞跃。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
1.中华民族。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征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中华”不仅是对中国境内独立存在、并且在长期交往中紧密联系和凝聚起来的各个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概括或统称,更是指一个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族群。虽然“中华”概念的形成已逾千年,但在古代并没有“中华民族”的名称。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领土被强行瓜分,国家主权大量丧失,中国知识精英深感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开始思考如何救国,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兴起。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将“中华”和“民族”两个词合二为一,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孙中山并未采用同盟会的排满革命观点,而是主张“五族共和”(是中华民族成立初期的政治口号,强调中国的五大族群汉满蒙回藏和谐相处,共建共和国)与民族平等,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华各族民众的爱国主义得到激发,亿万国民同仇敌忾,普遍增强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家民族,是56个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
2.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做“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形成了华夏(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数千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由众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由于历史上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的概念迅速传布,中华民族的认同普遍增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得到极大提升,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最终实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最为核心的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实体。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理学界对意识的理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意识概念是指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应;而狭义的意识概念是指人们对外界和自身的觉察与关注程度。意识具有自觉性、目的性和能动性三大作用特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面讲了,我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客观世界,对个体和群体思想意志的影响。概括讲,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意识的存在,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征程上的共同意志,有着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
(二)深刻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上团结统一的共同体。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大一统”政治治理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问鼎称尊,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以中华正统自居,体现出浓烈的“大一统”理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设立南海郡、桂林郡管理岭南地区,设立北地郡管理今宁夏全境和甘肃部分地区,开启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注重加强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管辖,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新疆,唐代创设了800多个羁縻州府(朝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军事、行政地方机构)经略边疆,元代设宣政院管理西藏,明代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废除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直接统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脉络从未中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结合,将法治国家构建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合,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形态。历史上中华民族即使处于最弱的时期,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大一统”,靠的就是国家不可乱的政治底线。
2.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上兼容并蓄的共同体。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迁徙流动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形成、融合、发展的过程。展开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成为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汉族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德治仁政的思想被少数民族广泛吸收,汉族文化也注重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胡衣胡服”,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代代传承、绵延不息。中华文化因其开放包容而根深干壮,各民族文化因其交流互鉴而枝繁叶茂,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不竭动力和精神纽带,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决条件和内在支撑。
【小常识链接】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指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进行“胡服骑射”改革。“胡”指北方和西方的各民族。“胡服骑射”指学习胡人的短打扮服饰和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开启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由车战转变为“骑射”的历史。②“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汉化运动,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迁都洛阳,分明姓族,改易汉俗等。③“洛阳家家学胡乐”:“胡乐”指西北方及北方民族和西域各地的音乐,反映了民族交融、艺术共享。④“万里羌人尽汉歌”: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指少数民族学唱汉歌。
3.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我国半封闭型的内陆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古丝绸之路,为内地与边疆地区搭建起交流物产、连接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发展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的宁夏地区,是古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线路的重要枢纽,很早就得到开发,且历代兴盛不衰。这种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惠共生胜过军事上的兵戎相见,最终夯实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牢固物质基础,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推动力。
4.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共同体。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王朝就与生活在今宁夏全境及内蒙古河套、陕西及山西北部地区的戎狄通婚,逐渐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现在很多民族的先祖都是其他民族,如西部的氐羌是今天藏、门巴、羌、哈尼等民族的祖先;唐代河湟地区失陷,当地汉族大多被吐蕃化成为藏族;宁夏历史上的党项族,在西夏灭国后大多融进了汉族;回族血统大部分来自汉人,还混有一些蒙古、藏、党项的血统。各民族长期杂居、相互影响,在饮食、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融合共通,情感上不断亲近,心理上不断趋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千孤儿入内蒙”“八千湘女上天山”“东西协作建闽宁”等,都是超越地缘、血缘、族缘的人间佳话。
【小常识链接】①“三千孤儿入内蒙”:1959年至1961年是新中国灾祸、饥饿席卷全国。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孤儿院里凝聚了大量孤儿,这些孩子普遍营养不良,面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当时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同志,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请他帮忙支援些奶粉。乌兰夫连声答应,但他想,送奶粉能解决孩子多长时间的问题呢?他提议把孤儿接到内蒙古自治区来,转送给当地的牧民收养。他们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欣然同意,并一再叮咛:“要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就这样,来自上海、常州等地保育院里的孤儿,前前后后差不多有3000名,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内蒙古,被分散收养在牧民家里。②“八千湘女上天山”:1949年8月,新疆和平解放。为了边疆的长治久安,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命令驻守在新疆的解放军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屯垦戍边。但许多干部战士很难成家,要驻疆屯垦就需要解决婚姻问题。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将军向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写信,希望能在湖南招收志愿戍边的女兵。几年间,约有8000名湘女参军进疆屯垦戍边。当年十几岁的青春少女,很多人成了兵团的第一代女教师、女拖拉机手、女护士、女农业技术员。
二、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多民族国家是历史的常态,当今世界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尼日利亚有250多个民族,俄罗斯有176个民族,澳大利亚有140个民族,仅有200多万人的新加坡也有20多个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基本国情,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国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国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国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从各民族错居杂处、相依共存的基本情况出发,确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创举性的制度,在充分保持中华民族整体性基础上给予少数民族平等的地位和优待,既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维护,又体现了对各民族多元性的尊重。通过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各族群众民生民计不断改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加快,各少数民族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7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推动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制度保障。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我国历朝历代都注重民族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各民族以辛勤的创造性劳动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大的物质基础。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奋发图强、探索实践、同心同德、接续奋斗,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从百废待兴到全方位开放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成为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各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不断满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不断增强。实践证明,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是对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中,我国各民族共同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阿诗玛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汇聚交融的结果。时至今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更为紧密,各民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构建了共有精神家园。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厚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以及明清时期4次民族大融合,推动形成了分布交错、相融相济的民族关系格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历史上的昭君出塞、细君公主和亲乌孙、文成公主进藏等,还有上面讲到的“三千孤儿入内蒙”“八千湘女上天山”,都是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人间佳话。宁夏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区,商代就有戎、羌等游牧民族在这里活动,此后不同历史时期,义渠戎、月氏、鲜卑、突厥、吐蕃、党项、蒙、回等民族在此或定居驻牧、或对峙互进,在相互交融中共同推动了宁夏的开发和建设。在漫长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我国各民族紧密的联系浑然一体,相互的认同自然天成。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是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加强对民族事务的依法治理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选择。我们党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政治法律体系在民族工作中彰显了巨大的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矛盾问题,对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严密防范、坚决打击,有力保证了各族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与西方国家频频陷入人权危机的乱象形成了强烈反差。正是因为我国将民族事务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各民族牢固树立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法治基础。
三、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程形成的意识体系,理解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从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角度,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搞清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56个民族。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谓“多元”,指中华民族在民族构成、民族文化整体上呈现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水果拼盘”,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实体,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习主席讲得非常透彻:“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二)搞清统一与自治的关系。几千年来,我国历代中央政权经略民族地区,大都是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治理体制。我们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新办法,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以政令统一、国家和文化认同为根本前提的。没有国家统一、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我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党领导下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绝不能将民族平等歪曲成民族独立、将民族自治歪曲成民族分裂、将区域共治歪曲成民族独治、将民族优惠歪曲成民族特权,否则就会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如果片面强调自治,就会影响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三)搞清共同与差异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但必须看到,“同”具有主导性,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异”具有从属性,其存在必须以不削弱、不危害共同性为前提。保护传统、包容差异必须把握好“度”的问题,不能因为是民族的、传统的都要一成不变、不分良莠地全盘保护,否则就是人为固化和强化差异,就会演变成阻碍发展、保护落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所有民族的要求,需要各族人民在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共有属性、坚持和尊重客观实在的前提下,深化认同、增进一体,真正形成“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意识。
四、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没有“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无从谈起。
(一)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国家是各民族最高利益的体现和幸福的源泉,祖国的进退、盛衰、荣辱与民族的生存、发展、进步紧密相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苏武“一心向汉”、岳飞“精忠报国”等生动事例,于谦“一片丹心图报国”、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杨靖宇“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等感人肺腑的诗句和话语,体现了朴素的祖国认同观念,体现了伟大的爱国精神。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就是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升华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凝聚而成的,各民族长期共存与共同进步一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旋律。只有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国家兴旺发达,各民族的权利、各民族的发展才能得到保障。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抗战,就是因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唤醒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日本支持溥仪成立的“满洲国”并不代表中华民族,走向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对历史归源的认同,对祖国统一的认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化,陶冶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培育了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过去一段时期,一些人存在“回族与阿拉伯民族有血缘关系、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语是回族的母语”等错误认识,通过开展“三化”问题整治、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引导各族群众逐步认识到,回族是在我国各民族长期融合中形成的,回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汉字、汉语是回族的文字和母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保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在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滋养中华文化血脉、展现中华文化气度。
(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从南湖红船起航,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成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完成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党100年的光辉实践表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就是要坚决维护党在团结各民族、振兴各民族中的主心骨地位,夯实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保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进步发展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抗洪救灾、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一系列伟大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无比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是一条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就是要通过“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